金沙澳门总站官网-金沙总站网址

科普阅读

当前位置:金沙澳门总站官网 > 科普阅读 > 普通朋友,写作的女人

普通朋友,写作的女人

来源:http://www.njhfs.com 作者:金沙澳门总站官网 时间:2019-09-30 07:28


  在三十岁以前,罗冬的职业是广告公司策划总监。说是总监,其实就是个普通的文案专员,老板为了增强他对公司的忠诚度,诱惑客户对公司的认可,故意名不正言不顺地给每位在职的员工封上所谓“经理”、“总监”这样的高尚名号。罗冬显然并不是为了“总监”这个高尚的名号去应聘这个职位的。他之所以选择这家广告公司,完全是因为自己在这个城市里走投无路了——允许我把话说得难听点。在大学时代,罗冬学的是新闻,业余时间喜欢文学,尤其迷恋沈从文、张爱玲这样的文艺大家。在那种除了上课吃饭睡觉以外就无所事事的岁月里,罗冬把多余的时间都奉献给了图书馆那一摞摞厚厚的图书上,梦想着有一天成为当代文学家的他,连睡觉前的半个时辰都在考虑着自己未来的美好前程。然而,事与愿违,尽管付出了比别的同学多一倍的刻苦与勤奋,毕业后他的梦想仍然被赤裸裸残酷的社会现实所粉碎。他想去当地的报社做编辑,可是投了十多份简历依然石沉大海。好不容易接到外地的某家杂志社邀请他过去面试,结果对方能给予他的职位却是客服与广告销售。罗冬瞬间觉得自己被这个社会抛弃了,被那些虚伪的、见利忘义的商人们耍弄了,心里感到异常的失落。他失业了半年,期间也到北京去过,在那里拜访了几位出版社编辑,向他们兜售自己创作的小说——结果像上帝早就预料的那样,一无所获。
  直到有位热心的编辑提醒他,罗冬才意识到自己需要像很多没头没脸没有靠山没有人脉的毕业生那样,不怕吃苦,从社会的最基层做起。把创作的梦想与激情潜藏到解决生存问题的背后去,只有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里站稳脚跟,解决基本的衣食住行问题,才有精力坐下来,慢慢地去构思自己想写的东西。也许那位萍水相逢的编辑说的话并没有刻意地去雕琢伟大和高尚,但是他的忠告却是那么诚恳那么质朴,让年轻人没法不去接受他,领悟他。罗冬正是由于受到这样的激发才决定去广告公司谋职的,当时他有个大学同学在里面做文案,他出于自身良好的文字功底所以也跟着同学去那边做文案。后来同学跳槽了,老板把这个策划总监的职位留给他。虽然暂时不能和梦寐以求的文学打交道,罗冬觉得自己能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站稳脚跟,还是挺不容易的。因此他很珍惜这份工作。殊不知,正是由于他在这家公司里拥有的声名和地位,他才有幸和现在的妻子喜结连理。倘若他还是为了追求梦想做个一文不名的小说家,他的妻子是绝对不会和他结婚的。因为当时她的身边不乏优秀的追求者,而罗冬和她的结识,仅仅出于媒人的介绍。
  婚后罗冬开始重操旧业,当然他在广告公司的主业还是没有丢。他在三十五岁那年完成了第一本小说,由于在业内没有知名度,他的书被多家出版公司拒绝。直到三年后才有幸出版了那本小说,他却阴差阳错地因此大赚了一笔钱。接下去的五六年里,罗冬依靠读者的支持和另外三本书的成功,赚足了大桶的“金银财宝”。他和妻子决定将之前住的筒子楼单居室卖掉,去市区新近开发的楼盘买下一套一百二十多平米的三居室房子。这套漂亮的房子几乎耗尽了罗冬全部的版税收入,好在房子的购买让他的自信心瞬间提高;在朋友和同事们羡慕的眼光中,罗冬觉得他人生的巅峰时期已经到来。
  俗话说,花香自有鸟儿来,酒香不怕巷子深。自从罗冬写了几本卖的叫座的小说后,同行的文友都一个接一个地开始打听他的名字。首先是市里的文联邀请他去当副主席,尽管只是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头衔,不负责文联的具体事务,但是罗冬却颇为得意。因为这是文联老前辈对他的抬举和认可,那些熬白了头发的老作家们,一辈子为党的文化事业兢兢业业、鞠躬尽瘁,临到退休了还没有在国家级的期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临到退休了还没有让出版社掏钱给他们出过一本书,你说当他们看到罗冬今天取得的成就时,内心是否会对他产生一种波澜不惊的崇敬?于是,罗冬顶着个文联副主席的空头职务,经常以各种名义被那些羡慕他的老前辈请去参加这个活动那个讲座什么的,他在县城里的文化圈也算是混得有头有脸了。罗冬觉得自己从今往后就要靠写作谋生了,于是他辞掉广告公司的职位——这些年他在公司里混得越来越失败,老板有些不赏识他了——在家专门从事写作。
  最近两年,让罗冬的妻子鲍筱婷感到不适的,并不是罗冬辞去正当工作在家专心写作,也不是他和文联老前辈时不时地聚会搞什么活动,而是那群“先闻其声后见其人”的远道而来的文坛朋友,不用你邀请,他写封信过来问候一下,然后就自己坐火车或是乘飞机赶过来了。一开始接待几位投奔他的陌生朋友,罗冬的自我感觉良好,但是次数多了,他的虚荣心也开始下滑,耐心也没有之前那么好了。因为那些远道而来投奔他的文人,百分百都是些为了理想放弃现实生活的愤青,他们中有穷困潦倒的画家、小说家和剧作家,当然还包括一些无名无分的假文人,只会写几个小品相声片段。而那些愤青一旦聚集到罗冬家里,就会把他书房里的图书翻个遍,还侃侃而谈什么印象派啦,什么象征派啦,什么后现代主义啦,一大通乌七八糟的连大学教授都懒得理睬的狗屁理论,把自己假惺惺的“学识”捧上天。倘若你真需要他去画一幅油画,或是写一篇像样的小说,他们却只有模仿别人的份儿。所以,罗冬心里很清楚自己跟这些穷酸样的文人混在一块是不会有任何提升的,可是人家把他当英雄崇拜当教主投靠,他又不能去拆别人的台面。于是每逢有这样的客人登门拜访,他只能陪着笑脸将他们迎进家中的客厅,然后泡壶龙井茶接待他们。自己则坐在这些文人面前默默地听他们发表高论,必要时点点头说声“是的”、“对的”。
  
  二
  随着画家赵文理、小说家陈亦秋和诗人苏春的到来,罗冬知道他家的客厅又将迎来新一轮的文学沙龙季。
  大清早,鲍筱婷还在自家阳台上浇花的时候,就听到物业管理公司打来电话,对方说小区保安处来了三位中年男子,自称是登门拜访她家先生的。鲍筱婷让保安问下三位男子的身份,保安说三个人都操着外地口音,他们说半个月前已经给罗冬写过信,说是择日要来他家拜访。当时罗冬正好出门逛超市去了,妻子给他挂了电话,问他是否知道有三个外地人过来拜访他。
  “你就让他们进来吧!”罗冬在电话里说道,“反正还是我的那帮朋友,吃不饱饿不死的愤青。你就辛苦下招待他们一两天吧,人家大老远赶来我们总不能把他们拒之门外。”
  有了罗冬的允许,鲍筱婷下楼去迎接他的从未谋面的“狐朋狗友”。她来到了小区的岗亭,一眼就看到了围在保安身边的三个男人。说来好笑,三个男人竟然三种不同的身高,其中一个高大健壮如斯瓦辛格,一个短小精致如卓别林,剩下的那位中等身材,斯斯文文戴副眼镜,比她的丈夫罗冬还稍微显得苗条清瘦些。鲍筱婷看到那位苗条的眼镜兄不禁心里一震,似乎觉得这个人在哪儿见到过,又好像想不起来具体是在哪里遇见。于是她让三个男人提起各自的行李,跟着她去自己那宽敞的家。
  罗冬回家后,见到了三位长相奇特的中年男子。其中坐在沙发上的光头画家赶忙站起身和他握手,嘴里热情地说着恭维的话:
  “您好,我是画家赵文理,您就是让我们一代人崇拜的作家罗冬吧?久仰大名,久仰大名!我上个月曾经冒昧地给您写过一封信,您还给我回复了,还记得这事儿吗?”
  “哦,哦……”罗冬拍拍脑门,“我想起来了,是有个叫赵文理的人,给我写过一封信。这么说来,你是按照信封上的地址自己找到我家的?”
  “我们三个是一块来的,途中也问了很多路。”
  “哦!那你身边的这二位是你的画家朋友?”
  “不,”现实版的“斯瓦辛格”从罗冬身后出现了,“我叫陈亦秋,是个写小说的。周围的朋友都说我非常有才华,我写了很多本长篇小说,可是那些出版社的编辑都是瞎子。他们根本发现不了我这匹宝贵的‘千里马’,唉,我真是生不逢时呀。”
  “你倒是还幸运的,还有身边的朋友欣赏你。而我,写了十多年诗歌,连身边的朋友都在一个个耻笑我,我的爸爸还当我精神出了问题呢,亲自找了神经科医生给我看病。哼,我气得都不想进那个家门了。”“斯瓦辛格”说完后,坐在画家旁边的诗人苏春向罗冬吐了一肚子苦水。而罗冬惊奇地发现,相比另两位高矮不一的男人,这位长相清瘦俊朗的男人算是给他留下了最好的印象。尽管罗冬不是个以貌取人的知识分子,但他天性中对那些外表出众的人有好感——所以苏春,很快就引起了他的注意力。
  让罗冬很失望的是,三个陌生男人中,只有苏春是没有给他写过一封信的。陈亦秋给他写了两封,其中一封还夹杂着自己创作的小说。罗冬记得他没有读完这篇小说,理由是作品的语言表述太苍白无力了,不过他还是很有礼貌地给对方回了信。苏春确定没有给他写过信,然而在这个温暖的“艺术之家”,四个男人只是执著热情地谈论文学,没有其它情感的杂质夹带进来。
  “这位小伙子应该还挺年轻吧?”罗冬注视着苏春,字里行间透露着对他的关注。
  “罗老师,我不年轻了,我已经三十六岁了,他们俩比我大三岁。只是我面相好,看上去显得年轻罢了。我第一眼看见陈亦秋的时候,似乎觉得他都可以做我的叔叔啦。呵呵!”
  “噢!三十六岁呀,我看也不像,顶多二十七八差不多。你孩子今年多大啊,他应该在老家吧?”
  三位陌生男人哈哈哈地大笑起来,笑声把正在清洗地拖的鲍筱婷吸引了过来。
  “他老婆还在丈母娘的肚子里孕育呢,你说他孩子现在哪儿呀?哈哈哈……”小说家陈亦秋笑得很委屈。
  “这么说来,诗人还没有成家咯!”
  “我们仨都没有成家,老光棍哟!哈哈哈——”
  
  三
  罗冬之前没有跟妻子提起过三位艺术家的到访,是因为他不确定他们是否会真的到来。打心底说真话,他是不希望这群“流浪汉”来拜访的,如果双方真的需要在一块谈论文学,他宁愿出钱包下咖啡店的某个房间供他们消遣。其实,这些艺术家到他家停留几天,他的开销并不会比包下咖啡店来的省些。他们吃住在他家,饮食、水电费、生活垃圾都会比原先的三口之家多出很多;况且这三位外地人都是单身汉,平日里过惯了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衣着邋遢,作息时间也没有规律。除了偶尔会掏钱买点水果零食以外,其余的开销几乎全靠罗冬了。罗冬的女儿刚刚小学毕业,正是需要父母照顾的年纪。为了她的成长,鲍筱婷辞去了保险公司客户经理的职位,一门心思地在家照顾女儿。作为家庭主妇的她已经够操劳了,现在家里突然多出了三位艺术家朋友,她真的有些精神崩溃了。
  好在她的贤惠和辛劳被诗人苏春看在了眼里。当陈亦秋和赵文理围着他们崇拜的作家罗冬高谈阔论的时候,苏春默默地走进厨房帮着鲍筱婷淘米洗菜。尽管他干起粗活来不算麻利,尽管他也不是能言善辩的人,但是相比来到他们家众多的没出息的艺术家而言,苏春至少还是个能让她看得顺眼的男人。他随身带来的旅行箱里没多少衣服,可是却每件都将它们换洗过。而那两个大个子小矮子,尽管拖着沉甸甸的的箱子,箱子里塞满了衣服裤子袜子,鲍筱婷却从来没见着他俩自己洗过衣物。估计他们是把那些穿脏穿臭的衣服又重新塞了进去吧。反正她是没有亲眼看到,不能妄加评论,但是远远地飘荡在客厅里的汗臭味,却足以说明了她的推测。
  罗冬本以为三位中年人只在这儿停留两天时间,就会离开,像之前来到这里拜访他的文友一样。殊不知,这伙人居然像强盗似的“霸占”了他的家,在这里连续待了五天都没有要离开的意思。罗冬是个好面子的男人,不好意思在他们面前开口,于是想让妻子出面做这个恶人。不料鲍筱婷却说:“人家大老远地跑过来一趟,容易吗?你这么快就要撵他们走啊?”
  现在轮到罗冬摸不着头脑了。以往每逢家里来几个文友,哪怕有时只有一个,鲍筱婷都会表现出稍许的不耐烦。往往到了第二天,她就要开口叫罗冬打发他们回去。然而,这次的情况却截然不同。三位不修边幅的艺术家在这里吃住五六天,妻子非但没有表现出不耐烦,反而极力想留他们多住几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你最近到底怎么啦,你不嫌他们麻烦了麽?”
  “没有啊。我只是觉得他们大老远跑来一趟,也辛苦的。”鲍筱婷心平气和地说道,“他们真是跨越大半个中国来见你呢。尤其是那个穿得比较干净的苏春,就是那个写诗的年轻人,他是河北的呢。河北唐山,怪不得说话都有一股浓浓的京腔味道。”
  “你怎么知道他是河北人呢,他自己跟你说的?”
  “是呀,他亲口告诉我的。”妻子说道,“他父母就是在唐山大地震那年结婚的,他们一共生了三个孩子,他是家里最小的那个。”
  “我怎么听‘斯瓦辛格’说,他们都是安徽来的?”
  “不是。苏春是河北人,河北唐山的。千真万确。”
  “就算是河北来的,玩了五六天,也差不多了嘛。”

世界上第一个用“下身”写作的女人

在女作家中,19世纪法国的乔治·桑是个“性自由”的鼓吹者,也是个亲身体验的实践家。她18岁时和一个富有的男爵结婚,生有一子一女。她的第一个情夫是个法院的差官,意思薄弱;第二个情夫身体魁梧,但缺乏教养;第三个是裘尔·桑德,很符合她的理想,于是就离家出走,在巴黎和桑德同居。

乔治·桑不断地像更换衣服似地更换情人。1834年法国的浪漫派诗人兼小说家缪塞和她一起到威尼斯旅行,在下榻旅馆的床上被她骂为性无能而被赶出来。诗人海涅因被她发现有梅毒而遭抛弃。法国浪漫派小说家梅里美和她同房,因为“成绩不佳”、不能使她获得性满足仅两夜就被她抛弃了。波兰的天才作曲家、比乔治·桑小六岁的萧邦1839年开始和她同居,到了1847年因感情不合分手,几乎耗尽精力。

19世纪的法国文坛,文学巨匠风云际会。且不说雨果、巴尔扎克、福楼拜,你随便找一位名作家,如大仲马、儒勒·凡尔纳等,都可以支撑一个时代的文学局面。他们各人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来占领一角天空,在上头尽管发自己的光,或强或弱,或明或暗,或持久或瞬息,满天闪烁得难止难收,果然是一场思想、智慧、哲学的大竞技。不过,这场活神话的属性是阳性的,闹闹嚷嚷的,都是些西装革履蝴蝶结的男士。而女人呢,任你出身寒门或富豪世家,只要一出嫁,马上变成带到夫家的嫁妆当中的一件活宝。丈夫对妻子的管束权力,一如对她带来的财产的绝对管理权,遑论其他。女人,只能满足于从她们烧菜做饭的厨房里,为那些男人发出一点喝彩声。

然而,在这样的阳刚世界里,历史为法国文坛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1832年,一部名叫《印第安娜》的小说出来了。第一版虽然只印了700册,却获得了舆论界的好评。作者署名George Sand,一个古怪的名字。问题是个Sand字,这是前所未见的。不过,谁也没有猜想这是个女性,但凡有“德行”的女人,不会这样抛头露面。

原来这个乔治·桑,也有意将自己当成男人。她出现在巴黎的时候,身穿男装背心,外衣,长裤,打一条宽阔的羊毛领带,头戴灰色男帽,手拿拐杖。她也抽烟,吸烟斗。福楼拜干脆把她当成男人,戏称:“我要认识她,正如我已经认识了她那样,以便了解在这个大男人身上所具有的女性。”她第一次听肖邦弹琴,边听边抽烟,使肖邦惊诧不已。巴尔扎克到诺昂去拜访她,两人在壁炉前闲聊,她也一边聊天一边抽烟。1830年,巴尔扎克写信给韩斯卡夫人说:“这是个男人,尤其是她想做一个男人,摒弃女人的角色。”

说乔治·桑摒弃女人的角色,不完全中肯。正因为她的女人角色演得太入戏,将周围的男性尽管变成她的情人,才招致社会上的谣言纷纭。她曾经结婚,婚后有情人,跟情人一起住在丈夫隔壁房间里,后来为性自由而离婚。她那个Sand字,是从他的情人Sandeau而来。成了作家之后,从缪塞开始,直到肖邦、李斯特……情人一大堆。平日的交往,几乎将那个时代的著名文化人一网打尽。在她的诺昂故居里,设有肖邦的工作室、睡房,有为李斯特准备的钢琴,有数度造访诺昂的德拉克洛瓦为她的儿子画的肖像。先后到访的著名文化人,包括巴尔扎克、小仲马、屠格涅夫,画家卢梭在内,总共二十八个。然而,在那个时代的人的眼里,所谓才华、灵魂、艺术、艺术生命,只该男人拥有,乔治·桑成为作家,已经不是个好女人;何况“所有人都见识过她的‘屁股’”;又何况,她是19世纪女权运动的中心人物。她要求性的自由平等,要求家庭范围中妇女的合法地位。她要思想、写作、说话、生活、工作的自由,要经济独立,指出问题不在于两性的差别,而在于妇女所处的状况。乔治·桑所引起的震动,冲击着整个欧洲,一直波及到美国。后来的西蒙·德·波伏娃,只能算是她的师妹。她反对女性进入法兰西学院,理由是:“法兰西学校是一无用处的伟大,从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开始,就像一盏将熄灭的灯。”尽管雨果对她十分尊重:“在这个以完成法国革命,并开始人类革命为天数的世纪,性的平等是人类平等的一部分,一个伟大的女人是需要的。”

但,并非所有文人都有这种气度,什么“哗众取宠”,“女鬼”,“公厕”等污言秽语纷纷抛向那个女人。而那个女人,有着很高的写作天分和勤恳的写作态度。她家宾客如云,客人来到,总是先让他们自己去玩,她继续写作,到工作完毕才出来见客。她落笔轻易快捷,缪塞说:“我工作了一整天,到晚上才写了十行诗,喝了一瓶酒;她喝了一升牛奶,写了半部书。”乔治·桑一生写了二十四部小说,几大部头戏剧、文学评论、政治评论,大量的通讯集。龚古尔兄弟对乔治·桑的工作能力表示钦佩,却不掩饰习惯性的对女性的鄙视:“天才应该属于雄性,斯达叶尔夫人和桑夫人的解剖是奇怪的,她们的结构有点雌雄同体。”对《魔沼》的评价是:“假天才,天才的作假,女人都是些假天才。”福楼拜有一天问她:“你对女人的看法怎样?啊,你是第三性么?”诗人拉马丁说她,“在天才的混战中丢失了她的性别。”

然而乔治·桑这个长脸大眼,鼻子又高又长,脸庞俊俏而不娇媚的女人,可是个又勇敢胆子又大的女作家,她顶住一切风浪,以自己的魅力来创造自己的生活,化腐朽为神奇,使那些攻击她的男人,最后变成她的朋友,比如龚古尔兄弟。她要在男性的神庙中占一席位,真是谈何容易。然而她的创作天分,不但使她占得应有的一席,且给文坛开创了新视野。逝世一百多年以来,她被誉为田园作家。她擅长描写生活在田园中的人的故事,他们的爱情,周围的大自然。作为女作家,她介入社会生活,尤其关心妇女,描写她们的生活、婚姻,幸福或者不幸。她的爱情故事,均带着理想主义色彩,不单是男欢女爱,且提到更高的层次:向时代叩问。

要说魅力,乔治·桑的魅力在于她的超时代。作为女人,作为女作家的超时代。她一早红杏出墙,最后从一场不如意的婚姻中挣扎出来。进入文学世界的同时,一头栽到性自由当中。龚古尔兄弟尤其觉得可怕的是,“她以一种冷血的姿态来描写她的情人们,而他们几乎都跟她上过床。”1833年出版的《雷利亚》(lélia),集中了所有的污浊:颓墙败瓦,暴雨狂风,被欲念折磨的教士,被悔恨齿噬的妓女。作者还透露,这是她个人的经验。德·费依德(C apo de Feuillide)劝告读者:“你打开《雷利亚》的时候,最好将自己关在书房,以免让污秽流到外边。”这部著作引起轩然大波,成为一部反潮流的作品,一如法国眼下的戴邦德 (Despentes)现象。这些闯禁区的女作家,有她们的继往开来,一脉相承。性是人的最隐私,藏在人的最深处。没有性就没有生活,性是正常的,但也可以使人变成魔鬼。不论男女作家,又有多少人不疯狂,不乐于跟魔鬼打交道?女作家闯性禁区,原来不只是属于我们的世纪。且看看乔治·桑的表白,这是她给文学评论家圣·伯夫的一封信中写的:“活着,真令人陶醉!爱,被爱!这是幸福!这是一片天!噢,毫无疑问,过艺术家的生活,我们的座右铭是自由!”自由的生活,自由的表达,这是乔治·桑最后的托辞,也是艺术家们最后的托辞;但他们心里都明白,写性爱是求名的捷径,最容易一炮而红。作家的声音像在真空中的呼叫,没有人听得见;一旦涉及性爱,就像站在回音壁前,回声从四面八方来。这点作家明白,也是最需要读者明白的。

本文由金沙澳门总站官网发布于科普阅读,转载请注明出处:普通朋友,写作的女人

关键词:

上一篇:夏多布里昂

下一篇: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