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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个儿是公社小社员,恒久的惦记

来源:http://www.njhfs.com 作者:金沙澳门总站官网 时间:2019-09-26 14:54


  由于下午劳动,学校放学早。在回家的路上,一群小学生边走边说笑着。他们发现路旁一块长着高粱茬的大长垅地里有一群男社员,脖子上搭着各色不同的毛巾,在争先恐后刨着高粱茬子。
  同学们打打闹闹地向前跑着,其中九岁的女同学姜文慧突然站住了,她用手一指,惊呀地喊道:“哎!你们看哪!那帮刨茬子人的头上都冒汗了,打头的是一个十多岁的小男孩!”
  一声惊喊,同学们都站住了,疑惑地看着这些刨茬子的人。此时,几位陌生人从地那头来到了刨茬子的社员们这里,同学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新来的陌生人。原来他们是大队董书记领着几名支委来视察各生产队生产情况的。刨茬子的人见到他们,都站了起来,拽下搭在脖子上的毛巾,檫了擦头上的汗,点着头笑着说:“领导们好!”董书记点了点头,抬头看了看太阳,说:“这天儿也不太热呀,你们咋都出汗了呢?”生产组长笑着指打头的小男孩,说:“这不就为了撵头前的那个小孩嘛!”大家都笑了。
  “啊!”董书记惊讶道:“这个小孩这么厉害吗?”随后从一位社员的手里拿过一把镐,大步走到小男孩跟前说:“来!小朋友,咱们俩一起刨,看谁刨得快!”于是他们俩就互不相让干起来了。
  同学们都站在那里聚精会神地看着这一老一小的结果。一直刨到地头,还是小男孩在先,到了地头小男孩回过身来还帮老书记刨了几米远。同学们互相一笑,感到很欣慰。
  董书记领那个小男孩来到大人跟前问:“这个小孩是谁家的?多大了,他干啥活都这么快吗?”
  组长说:“他叫李学林,才十三岁,别看他干瘦的,干啥活都快。大人们能干的活,他都能干。”
  董书记服气地点点头,说:“看来这个孩子很有出息,年纪小,志气大,敢于挑战困难,这一点是常人难做到的,可他怎么没上学哪?”
  组长说:“他妈瘫痪,没人照看,他上学谁侍奉他妈呀?”
  董书记惋惜地摸着学林的头,说:“太可惜了,这么好个孩子没有机会念书,但他是一棵值得培养的好苗子,咱们要好好培养他,给他进步的机会。让他干那些力所能及的活计,别让他干过力了,要爱护他!”
  大家都点了点头。
  姜文慧向同学们说:“他是我们家邻居的小林哥哥,我妈妈总夸他听话能干活。”
  “屁吧,瞅他那个干巴样,能干啥呀!”宋小玲轻蔑地说,张亮同学反驳道:“能干活是事实,你亲眼见到了吧,不服气吗?不服气你去和他比试比试呀!”说得宋小玲脸通红。
  一个星期日,天晴日朗,文慧在村东人们称为大谷岗的碱土丘上玩。小丘上开放着许多不知名的花儿,她采了一大把鲜艳的花朵,眼前又出现了一片紫色的猫爪花儿和白色、黄色的婆婆丁花儿。她向那片花儿跑去,跑下来这破,正往那个坡上,发现那个坡下有个小男孩用铁锹在挖着什么,旁边还放着一个装着少半口袋,便好奇地走了过去。到了近处,认出小男孩是邻居的小林哥哥。她悄悄地走到他身后,一声不响地看着他用力地挖着。对于文慧的到来,他丝毫没有察觉到。不一会儿,他站起身来用手抹了一下脸上的汗,弯腰用双手把挖的东西从坑里捧出来,往身旁那个布口袋里装着。文慧想看看他装得是什么东西,便向前走了一步,把头探向他的口袋嘴边,他俩手拽着口袋嘴边往上一提,文慧被他提口袋嘴带起来的土面眯了眼睛,“哎呀”了一声,抬起手揉眼睛。他惊讶地问:“你哭了?”文慧放下手,看着他那满是灰尘的脸说:“谁哭了?是眯眼睛了。”他笑了,站了一会就转身走了。
  
  二
  初秋,天高气爽,不时地吹来一阵凉风,广野的田地里已经现出了诱人的硕果。大豆地里男社员们拿着锄头在放秋垄,棉花地里女社员们拿着剪子在给棉花整枝剪杈,不时地传来一阵阵欢声笑语。
  这时,一曲清脆悠扬的歌声从远方传来,“千山那个万水呀,连着天安门,毛主席是咱们的社里人,春耕、夏除,全想到,人人的干劲添十分,大办农业,齐发奋,人民的江山万年春……”干活的人们都为之一振,女社员当中的齐淑华说:“呀!这不是文慧的歌声吗,太好听了!”说着她凑到文慧妈的身边说:“二婶,这时候也不太忙,你的小儿子才两个多月,文慧没在家,谁给你看着哪?怎么扔家出来干活呀?”
  文慧妈叹了一口气说:“趁她们放假出来干点,等她们开学我一天也出不来的。”
  邱玉兰说:“刚才是文慧的歌声,她上哪去了?
  文慧妈说:“她去学校看考试成绩去了,不知考上没考上,虽然她说考上了她也不念,因为他爹今年比往年咳嗦的厉害,天天早晨得咳嗦一大阵,还得喘半天,下午才能动弹,连猪都喂不了,这个假期上午都是文慧替他喂猪。她没考上只有认了,要是考上了,怎能不让她念呢?”
  老组长张淑珍大娘边卷旱烟边说:“我说姜全媳妇呀,自己的孩子啥样不知道?全屯子人谁不知道文慧学习最好哇,你就准备让孩子上学吧!”
  “都在说什么哪?”文慧在人们没注意时从高粱地里钻出来冷丁问了一声,大家都一愣,把目光投向了她。
  老组长张淑珍打着打火机,点燃卷好的旱烟卷吸了一口,嘴里吐着白烟,眯着眼睛对文慧说:“不管都在说什么,你告诉大娘,你考没考上中学?”
  文慧笑了,说:“大娘,我不但考上了中学,而且考上了重点初中,但不是我一人,全校两个毕业班有八个同学考进了重点初中,还有二十多同学也考上了。”
  张大娘扔掉未抽尽的烟头,自得地说:“你看咋样?我说文慧能考上,她必然就得考上,没错吧?”
  文慧得意地说:“可是我已经在学校声明我不念了,马上我就成为你们当中的一员了,你们欢迎吗?”
  张大娘说:“你不念是你的事,要说没考上那不行。”在场的人都笑了,十四岁的小英子跳了一个高,拍着手说:“太好了!太好了!这回我们去大队开会就有领头唱歌的人喽!他们哪个小队也不会比上我们了!”
  英子说完,发现场面不对劲,大家都上垅干活了,文慧的妈妈在掉着眼泪。她来到文慧身边,拉住文慧妈妈的手说:“慧姐,你学习那么好,岁数又小,不念书太可惜了,以后你会后悔的。”
  文慧拿出手绢给妈妈擦去脸上的泪,说:“妈,您这是干啥呀!我要念书的话,我的妹妹、弟弟们都念不上书了,他们不是您的儿女吗?妈,您别难过了,剩下的活我干,您快回家给我小弟喂奶去。”老组长说:“姜全媳妇呀,孩子叫你回去你就回去吧!吃奶的孩子要出差错,你咋办?”
  文慧妈很不自愿地把剪子交给了文慧,擦擦眼睛走了。
  从此后,姜文慧每天都在生产队劳动了。
  春节后,过了正月十五,公社一年一度的三级干部扩大会议结束了。晚饭后,在群众大会上,队长姜峰站在队讲桌前向广大社员们传达公社三级干部扩大会议的精神。
  姜队长兴奋地说:“这次公社的三级干部扩大会议和往年大有不同,不像往年主要是如何搞生产,如何把粮食产量搞上去,什么过长江、到黄河的了,那些老调常谈的话,我差不多都能背下来,所以我根本就没在意,可是这次开会一通知就告诉,要着重记录,如果本人不能记录的,要带能记录的人。这个记录人,不仅要有文化,而且要年轻有责任心,是一名积极向上的人。我一琢磨,我和妇女组长张淑珍大嫂都不能记录,李学林虽然年轻但他没念过书,因此临时决定召开了一次队委会,经大家研究决定,让姜文慧去,她是一名值得培养的好苗子。”
  他卷了一棵旱烟卷点着了,抽了一口烟,接着说:“以上是公社党委张书记在报告中的讲话,下面我说说我的做法。会后我特意找到前屯大队,一队的刘队长,好家伙,他们比我还快,好几个人正围着他说话哪,都是问他使用化肥的事,当时我多了一个心眼,心想,那么多人问,他一定应付张书记的话说,因为我和刘队长一项心投意合,在公社开会,提点见解什么的了,总是不谋而合,久而久之,我们就恨相识之晚了。他必然对我说实话,所以等没人时候,我才问他。他说:我们队的社员们施肥时候,开始都认为这玩意还不知咋样哪,二十块钱一袋,每袋一百斤,购两毛钱一斤,相当于一斤白糖,能多打多少粮啊?有的社员根本就没正经追,而且把肥拿家去了,追自留地了,有拿少的,就追到自家院子里了。结果都承认,化肥可真了不起,第二天就见效,追到化肥的作物,样样茂盛起来,和没追的一眼就看出来。这样人们就开始往家里偷化肥。尽管那样,生产队的庄稼到秋还比往年多打一半哪。各家的自留地更突出,会计一算,一斤化肥最少能多打五斤粮食,而玉米八分钱一斤,不多挣一半还多吗?就他们那个生产队追肥时瞎乱弄,每亩地还多打一半哪,而且粮食产量还过关了,咋不算这个帐呢?我认为他对我说的话都是真实的,所以我决定,今年种地咱们小队一定按标准搞密植,而化肥方面国家给多少要多少。这是我要说的话。下面就请姜文慧向大家回报!”
  文慧向队长一努嘴儿,说:“下面我就向大家传达一下我记下来的党委的指示,但我要声明一下,这是我第一次在大家面前讲话,说错了多担待些,还有队长的补充哪!”她向队长笑了一下,队长点点头。
  文慧打开日记本,看了一眼对听众说:“我要说的有这么几点。第一、党委给了这么一个数字,他说,全公社超过三十五岁到六十岁的男人,平均文化水平只能达到二年级,而三十五岁到六十岁的女人们,平均的文化水平连一年级都没达到,就是青年男女高小毕业的学生也很少,念过初中的也没有几个。所以我们要竭尽能全力把文化提上去,采取的措施是,扫除文盲,各个生产队成立扫盲班,要有专门的老师教学。走不出来的家庭妇女要派专人包教。一年组织两次考试,设立专门负责扫盲的文教小组,要把这项工作规范化、正常化。”
  说到这,文慧回头看了队长一眼,队长点一下头,她面向大家有些愧色地说:“请大家原谅,这项扫盲班的教师我就毛遂自荐了,因为在休会期间队长建议我的……”
  “好!”没等文慧说完,队长说:“先别说毛遂自荐,也别说我的建议了,现在我就问问大家,姜文慧当扫盲班的老师,你们同意吗?”
  “同意!”会场上异口同声,响起了掌声。
  队长接着说:“好!大家都同意,文慧又自荐,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啊!”文慧恍然大悟,回头看着队长顽皮地说:“队长!您竟捉弄人!”
  队长笑了,一挥手说:“你接着往下传达你的记录。”
  文慧打开日记本看了一眼,又说:“这是我要说的是党委交给我们的第一项任务。下面我就说说第二项任务,这第二项任务,是关于组织关系问题。涉及到年轻人不求上进又不重视中年人的表现。比方李学林十三岁就被选上了,县里的劳模,但三四年过去了,他还不是一名团员。这当然也是上级的组织不健全的原因。这次会议决定,各大队必须成立团支部。给青年人提供进步的空间。再有咱们的妇女组长,论身份就是一位老大娘,可是她热爱集体,积极劳动,主动当带班人。大家就视而不见,没人总结她的成绩……。”
  “说到这我要拦你贵言了!”张淑珍咳嗽一声,站起来了,说:“大家都知道,刚才文慧说的妇女组长就是我,因为这几年咱们生产队里妇女中没有带头人,我家里没有男劳力,孩子们又小,家里家外的活计都是我一人干,所以总是想,快把生产队的活干完,好回家干家里的活,因此往往大家坐下歇一会,抽颗烟的工夫,我就先起身上垅了。久而久之,我就自然地成了打头的了。由于没有妇女队长,公社一开会,队长就叫我去,这样我就成了一名有名无实的妇女队长了。尤其是这次会议,我更感到没有文化,是干不了任何工作的。我这一个大字不识的人,还装什么蒜哪?因此今晚在这个大会上,我郑重声明,我不当这个虚无的妇女队长了,赶快选一名名副其实的妇女队长吧。首先我提姜文慧当妇女队长!”
  队长一拍桌子,“说得好!我们多年的老妇女组长,不愧为一名热爱集体的好带头人,她不但积极劳动,而且还替集体选拔人才,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就刚才她提的姜文慧担当妇女队长一职,大家同意吗?”
  “同意!”会场上异口同声。
  姜文慧放下笔记本,站起来一本正经地说:“谢谢!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但我有一个要求,我要求张大娘还做打头的。”
  张淑珍说:“文慧,只要你信得过大娘,不管是什么事,你不懂的地方,大娘绝不看笑话,你就放心干吧,到你一切都拿得起放得下了,大娘我会自动退出的,怎么样,还有要求吗?”
  文慧感慨地说:“谢谢!谢谢大娘的大力支持!我一定要加倍努力,绝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在这里,我还声明一点,从明天起妇女劳力的工日由我来记,因为这半年多的劳动我亲眼看见张大娘您太辛苦了。”
  “说得好!”队长兴奋地说:“你们一老一少这么一配合,咱们生产队的妇女可真的撑起半边天喽!”
  
  三

前些日子,微信朋友圈里热传着《我是公社小社员》的歌曲视频,并附有解释:“1972年李林燕演唱的歌曲《我是公社小社员》,时光流逝,人民公社早已经不存在了……但是一首经典歌曲《我是公社小社员》60、70后的您记得吗?现在听来满满都是回忆和感动,因为一首歌代表着一个年代,代表着曾经一代人的心路历程……”

凡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出生的农村孩子,只要上过学的,没有不会唱这首歌的,因为这首歌在当时唱响了,无论在上课前,在放学排队走的路上,还是在农忙的田野上,都要一起高唱这首歌,嘹亮的歌声荡漾在辽阔的田野和美丽的村庄。

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我,反复看了三遍微信视频,感到特别的熟悉和由衷的亲切,视频上的画面十分逼真,形象生动地再现了那个年代的青葱岁月生活,画面上的“小社员”一如当年的我们,当年的生活历历在目,《我是公社小社员》的一组视频把我带回到那个年代。耳边顿时响起了熟悉而动听的歌曲:“我是公社小社员来,手拿小镰刀呀,身背小竹篮来。放学以后去劳动,割草积肥拾麦穗,越干越喜欢……”歌声回荡在我耳畔,撩拨起了我对儿时生活的美好回味。

如果过去的时光可以回放,就能看到在老家那片辽阔的田野上,一个带着小锄带领一群小学生锄草的身影;一个挎着篮子带领小学生拾麦穗的身影;一个手拿镰刀割草、剜草沤绿肥的身影……这就是我。

上小学时,学校里每年都放两次假:一次麦假大约二十天,一次秋假大约四十五天。假期里学校都要求学生回到自己所在的生产队里,帮助生产队搞好麦收、秋收。那时各生产队里的情形也不一样,考虑学生干不了重活,有统一组织起来的,有分散地跟着大人们干的,大都干些如:拾麦穗、拔草、割草、掰玉米、积肥之类的,也就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

我十分清楚地记得,我所在的第二生产队是把学生统一组织起来参加劳动的。邻县高密的一个当过民办教师的姑娘嫁给了我们队里的一个青年,操着一口浓重的高密腔,乍听起来还挺好听。名字叫:王红,也好听,在当时起两个字的名字很赶时髦,生产队里的妇女都:“王红、王红”地叫着,很顺口,也很快就熟悉了。生产队长大概考虑到王红当过教师的缘故,就让她当起了我们假期里的老师。

本来想在假期里好好放松放松的一群顽童,一下子又戴上了“紧箍咒”,没成想说起话来柔声细语的王红老师还挺严厉,一下子就给几个顽童一个“下马威”,被管得服服帖帖,背后里都说她:“还挺厉害。”

王红在假期里给我们当老师的时候,我就属小学高年级的学生了。她就让我当班长,我怕当不好,因为从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各个年级都有,参差不齐;男生女生都有,更难管理。见我犹豫的样子,王红老师对我说:“你就大胆地干吧,还有我呢。”我一听这话,就大胆地干了起来,这虽不是什么长久的“官”,可在小小年纪就管理着二十几号人也感到一种荣耀。

在炎热的麦收假期里,生产队的铃声召唤着我们,我们顶着烈日和大人们一样上工、收工。我带领着这些师弟、师妹们,挎着篮子,排着队,有时唱着歌(还真唱过《我是公社小社员》呢)。奔向割长沟、街埠等儿时熟悉的地方,到收割后的麦田里拾麦穗,我们横着排起队伍,低头弯腰地捡拾着麦穗,也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收工的时候,我就从生产队的场院屋里拿出称,称量着每个人拾麦穗的重量,记录累计起来,作为每个学生一个假期的评价,对拾麦穗多的,奖励作业本。

在繁忙的秋收假期里,我们奔忙在玉米地里掰玉米,浓密的玉米叶子划到了我们的脸上、脖子上,汗水流到划伤处,感到疼痛和奇痒难耐;我们还整天蹲在花生地里,拾掇刨出的花生,有时也感到很累,但我们想起那句“我是公社小社员”歌词时,一切的劳累都会抛之脑后,王红老师对我们的表现都是适时地给予表扬。每每想起在生产队里那段日子,我总会想起敬爱的王红老师,她现在已近七十岁了吧?

随着渐渐长大,到了麦收、秋收假期的时候,我们全班在老师的带领下,轮流帮助村子里其他生产队麦收、秋收,田野里,我们挥汗如雨;场院里,我们挑灯夜战。每到一个生产队,都像来了一支“增援部队”,都会突击完成一项艰难的劳作;每到一处,都会传出一阵阵欢声笑语。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为之忏悔了许多年的一件事:那时我正上初中,学校放秋假的时候,老师带队为第九生产队刨花生,到了花生地里,同学之间就展开了比赛,你追我赶,看谁刨得快,很快就把这个生产队的社员落在了后面,正在我们感到自豪的时候,一位四十多岁的男社员急匆匆地赶过来,从地上顺手捡起我们刚刚刨过的花生,指着花生蔓上被镢切碎的花生,似乎很痛惜地对我们说:“你们就这样干活?看着你们切碎的花生真痛人。”他又拿起镢,弯下腰,刨出了遗落在地里的很多花生,脸上更显生气的样子:“你们别干了,这样干还不如不干。”听了这话,刚刚还在自豪的我们,顿时就感到羞愧极了,感到自责,自责不该单纯追求快,不爱惜庄稼,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子弟,更不应该这样。自此以后,我再回头想那件事的时候,就觉得那次帮助九队秋收,是对我人生的一次警醒。后来,我再帮助生产队收庄稼的时候,对包括花生在内的一切庄稼都更加爱护,那件事我一直铭记着,也一直在忏悔着,铭记了几十年,我将永远铭记它。

记得后来我还走出村子,帮助邻村麦收、秋收,帮助收割小麦、刨过玉米秸,刨过花生,送过粪。在那炎炎的夏日里,帮助宝店村收割小麦的时候,这个村的乡民怕我们中暑,派人担着绿豆水漫山越岭送到我们面前,从绿豆水里浸泡着的诸多绿豆里,我感受到了这是对我们的最好奖赏,从他们的奖赏里,隐隐感到了少年之我就为生产队里所做的贡献。

学生参加生产队劳动一般是不计公分的,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对大一点儿的学生开始评工分,记工分。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男整劳力评六分,我评了五分三,而比我大两三岁的伙伴也评了五分三,有的就不服,找到队长那里,队长就说,这是大伙评的,以后看表现再调吧。当时我想,既然大伙这么看得起我,我就要对得起大伙,更要对得起评给我的公分。从此以后,我每天都跟比我大的伙伴一样用小推车送粪、推庄稼,伙伴们没有攀比的了。然而干得多了也有看着不顺眼的,一次,我和部分社员到几里之外的地方担玉米秸,路上走得很快,返回的路上碰到落在后面的社员,他们就说:“你走得慢点,走得这么快,显得我们不好。”“年轻轻的,别压坏了身体。”听了他们的话,我感到这个小社员还真难当。

在生产队里当小社员的时光给我留下了很深的记忆,也将是一个时代的记忆,我想再不会有那样的时代轮回。那段时光曾给我带来许多欢乐和荣耀;也曾给我带来忏悔和警醒。这些都铺设在我漫漫的人生路上。

“我是公社小社员来,手拿小镰刀呀,身背小竹篮来。放学以后去劳动,割草积肥拾麦穗,越干越喜欢……”这首歌在我耳畔又响起来了,我觉得更动听了。

乔显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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